《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晚年编撰的一部高文，全书分上下两部，近一百万字。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讨作品。

　　柳宗元是唐代闻名的文学家、思维家，与韩愈倡议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我们”，并称“韩柳”。柳宗元的散文、行记、诗作等，生前都很爱读。特别是《天说》、《天对》等重要的哲学论著，则更为喜欢，屡次阅览。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49年我国和我国平和谈判时，是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因政府回绝在国内平和协议上签字，遂留在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心文史研讨馆馆长。早在1920年，章士钊在上海时就曾帮忙过为送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去欧洲勤工俭学筹集了两万块银元。便是因为有了这两万块银元，欲去欧洲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一家、徐特立、李富春等人才得以成行。关于章士钊的这次帮忙，一向深深地记在心中。章士钊先生久居北京后，特别是1960时代初的困难时期，对章士钊的日子、住宅等很为关怀，他常派秘书徐业夫去看望章士钊，章士钊也常给写信和送书。为帮忙章士钊先生处理日子上的困难，从1963年新年起，每年正月初二，都让徐秘书从他的稿费中取出2000元给章行老送去。一向到1972年新年年年如此。这便是后来社会上广为传说的所谓“十年还账”的故事。

　　章士钊不只仅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并且仍是一位作品颇多的学者。章士钊热爱柳宗元的文章，他曾用大半生的空闲时刻研讨柳宗元的文集，《柳文指要》便是这一研讨成果的重要表现。章含之回忆说，章士钊从1960年开端着手编撰《柳文指要》，他简直把自己悉数精力投入到这部作品，到1965年，完结了全书初稿。对柳宗元文集的研讨，在这之前，尽管也曾有人宣布过文章，但像章士钊这样体系地、全面地研讨柳宗元文集的专著这仍是第一次。所以，得知《柳文指要》初稿写出后，就让徐秘书与章行老商议，提出能不能把书稿先送他一读。先“送阅示”，这是章行老的心底期望。所以，徐秘书一提出此事，章行老就很快乐地当即派人将《柳文指要》初稿送处处。

　　收到《柳文指要》书稿后，按古人的做法，当日(即1965年6月26日)就派通讯员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5斤，还给章行老写了一封很有爱好的信。原信全文如下：

　　高文收到，义正词严，敬佩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笑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体谅。含之(注：即章含之。)同志身体怎么？附此向她问候，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柳文指要》初稿，章行老皆是用毛笔书写的。章行老行书字称心如意，自成风格，可谓一家。从来爱看名人墨迹，所以，自收到书稿后，自始至终，逐字逐句地阅览，这儿当然也含有对章行老墨迹的赏识之意。

　　对章士钊的这部力作，不只自始至终十分细心地阅览，十分认真地把原稿中的错别字改正过来，并且还逐章逐段地研讨，但凡他认为不恰当的当地，他都逐个提出详细的修正定见，有若干处还亲身作了修正。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本书稿文字是这样的：“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著於后裔，永久对峙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形而特显其强大。以事过烦复，即不多论。”将这段文字中的“永久对峙于不敝”7个字删掉，文字改写成为“微论大言小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间多数人，皆能参加文事之列。经济有改动，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改动，文事亦将有改动。原封不动之事，将不或许。”对《跋》中原稿文字“以奉教于伟人长德”，把它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长者督教”一语，把它改为“所受友人督教”，等等。对《柳文指要》初稿的修正定见，章行老很为注重，并逐个从头做了修正。对亲身修正的当地和文字，章行老差不多全都拥护。

　　章含之说，章行老编撰《柳文指要》，从一开端就得到了的支撑。“义正词严，敬佩之至。”这是读完《柳文指要》初稿后对该书的开端点评。从6月26日收到初稿，到7月中旬，《柳文指要》上下部，现已自始至终读过一遍，并支撑它的揭露出书，期望本书的出书能引起学术界的凝视，展开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出于对柳宗元文章和这部“解柳全书”的喜欢，读完一遍后，1965年7月18日，又给章士钊写信说“还想读一遍”。信是这样写的：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现已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还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首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国际观现已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用改动。嗣后前史学者或许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力准备，不怕人家批评……(下半部分信中首要谈郭沫若同志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议，赞同宣布高文。此处略)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这封信中所说的“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信中所说的“友人”，是指其时分担意识形态作业的中心书记处书记康生。从信中咱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只直爽地指出了这部书的问题，并且又从作者国际观的实践动身，没有吹毛求疵、强加于人。因为作者对唯物史观还缺少了解，因而，他不或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前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解说柳文，因而在详细的论述时，过火夸张了他在前史上的效果。对此，并没有要求章士钊改动国际观。仅仅明确地告知作者：“嗣后前史学者或许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力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对章士钊的这部百万字的巨作，不只自己反复研讨和阅览，并且在1965年8月5日，还将这部书推荐给康生阅览。他在给康生的信中说：“你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处。”这儿，又一次必定《柳文指要》。在这封信中，还对《柳文指要》做了更深化地剖析和点评：

　　大略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明白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念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改日或许会导致前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评。

　　章士钊先生依据的定见，对《柳文指要》再次作了修正。章也深感自己的作品会有缺少之处，因而他在该书的总序里标明：“当世硕学，如认为有笑破口而竹垞我；何时获悉，当即力事补正。夫学识者、缺少之渊泉也，每当得一新解，缺少之念，即习习但是至，数年之假，得以读易补过，企望之情，倍百恒品。”1965年9月，章士钊先生将《柳文指要》修正稿再次送请审理。收到修正稿后，又一次阅览了全书。大约1965年末，再一次给康生写信标明他赞同出书《柳文指要》的定见，并将章士钊的修正稿同时送给康生阅。

　　康生这个人很长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他原本是对立出书《柳文指要》的，但关于的定见又无理违反，所以，他看了的信后不得不改动初衷，佯言契合。康生在给的复信中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作，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点评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真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维，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陷，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去解说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前史人物缺少阶级剖析，对社会进化，认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定之理’等等。”最终，康生也仿照语调说：“关于一个没有研讨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了解的。”

　　收到康生的复信后，于1966年1月12日又给章士钊回信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定见，是否稳当，请裁夺……”在这封回信的最终，还特意加了一个附注：“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章含之回忆说，把康生复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同转给章士钊了。信封上的字原是康生写的：“讨教主席康生寄”把“主席”二字圈掉，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

　　照理说，到此《柳文指要》出书应当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修正后的书稿刚刚送到中华书局，就开端了。局势的忽然改动，使原本要出书的《柳文指要》被放置。花费了近10年的时刻，在年近90高龄的时分才完结的这一巨作，出书又将成空想，章士钊的心里当然是难以安静的。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晚年倾泻了悉数汗水的一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终的一部最满意的作品，所以作者总是期望有朝一日它可以出书。作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着。大约是到了1970年，也便是在转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分，章士钊先生又给并康生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出书问题。章士钊在信中说：“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行，即为社会有必要打扫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书。”他在给的信中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行改动的观念，亦未闻全国有走不通的路途。为此恳求主席恕我违背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行不读的马列作品以及悉数毛选，假如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从头修订准即要求版行公之群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恳求出于十分真挚……”不管文字写得怎样悠扬，但言外之意凝聚着写信人的仅有真挚的愿望：期盼《柳文指要》可以正式出书。收到章士钊的信，才知道《柳文指要》还没有揭露出书。即让徐秘书给有关方面打电话问及此事。在的关怀和敦促下，有关部门方决定将文稿发排铅印。1971年9月，《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正式出书发行。

　　《柳文指要》全书3函平装14册，16开本，是用了3号宋体字竖排的，因字比较大，很适于老同志阅看。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一生中写作篇幅最长、最完好的巨作。章含之说：章士钊先生拿到出书的新书时，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章含之的女儿妞妞的手叫她也摸着书的封面，还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假如要问最使章士钊先生晚年快乐的事是什么的话，那就要算是《柳文指要》的揭露出书了。

　　不过，在的年月里，像《柳文指要》这样的书可以得以正式出书发行，没有的支撑和照顾是底子不或许的。所以，本书一出书，章士钊先生就用自己的钱买了上百部，还让秘书王益知同志买来红纸，裁成小条，亲笔题字，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他的朋友们。章含之说，首先是送给、周恩来各一部。后来，出书社还依照常规(其时全国各家出书社出书的书刊都要送给一套)送给一部。章士钊先生送给的那部《柳文指要》，1976年9月谢世时，还放在他卧室里的书架上。从1971年9月到1976年9月，在这几年中，经常翻阅《柳文指要》。中华书局送给的那部《柳文指要》，1972年头又转送给他的女儿李讷了。李讷同志是学习前史的，对《柳文指要》当然也很喜欢。

　　提到《柳文指要》出书，还有这样一个故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拜访。中美《上海公报》签署之后，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友谊大厦举行送行尼克松一行的晚宴。因为中美两边总算完结了改动国际格式和前史进程的任务，签署了有深远影响的《上海公报》，因而，宴会气氛十分活泼。席间，周恩来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攀谈，攀谈过程中，周恩来发现弗里曼先生的古汉语造就很深，不只读过司马迁的《史记》，还读了二十四史。周恩来深为欣赏，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士钊先生晚年著的《柳文指要》，并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得以揭露出书的。弗里曼对此很感爱好，问了许多问题。周恩来就对章含之(其时担任翻译)说：“弗里曼先生那样有爱好，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其时，章含之手头没有此书。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朝晨即起程回美国。在上海同志的帮忙下，章含之同志连夜找来一部现已用过的《柳文指要》。听说，这部《柳文指要》是其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组留作批评用的靶子书，里边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说要用当年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力把这部书“批倒、批臭”。幸亏章含之逐页查看时发现了这张纸条，要不这张纸条将随书让弗里曼带回美国去，成为美国国务院有关我国档案里的一件重要的“文物”了。

　　在关怀和支撑下，在十分时代里得以出书的章士钊先生的巨作《柳文指要》，跟着弗里曼先生传到了美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佳线;